海南视窗【第四届学术年会】“浙学传承与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社科

发布时间:2019-12-03编辑:admin阅读:11

    【第四届学术年会】“浙学传承与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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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3日至24日,浙江省社科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浙学专场“浙学传承与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中部重镇金华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浙学研究院)、《浙江学刊》杂志社、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提供支持。来自日本、韩国、香港及内地的80余位海内外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
    6月23日上午,开幕式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由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中心负责人、浙学研究院院长张涌泉教授主持。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国俊首先致欢迎辞天寿陵园,介绍了浙师大浙学研究的成果,并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角度,阐述了浙学研究的价值,指出浙学为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希望专家们为浙师大浙学研究的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随后,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和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陈野研究员致辞。陈先春指出,在新时代深化浙学研究,对继承和发展浙江历史文化及当代“文化浙江”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开展浙学研究需要注意梳理浙江文化发展脉络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间的关系。陈野介绍了浙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及研究成果,表示将通过多学科协同创新,进一步深化浙学研究,丰富研究层次,建构浙学研究体系,提升浙学研究品质。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围绕浙学的当代价值、浙学的海外传播、浙学历史内涵、浙学文献、吕祖谦等浙学大家名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深入探讨了浙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6月24日上午举行闭幕式,由浙师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锟教授主持。浙师大李圣华教授对大会进行总结范春玲,认为本次大会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果,既是对传统研究的接续,海南视窗又有一些新动向,在浙学跨域研究、文献阐释、传统文化创新、国际化视野下的解读等方面都展现了一定的成绩。本次大会汇集了当前海内外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继续深化浙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6月30日,《光明日报》在第11版“国学”版,以整版的篇幅刊刊登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上四位专家的论文,集中展示学界关注于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本微信分两期对这四篇论文予以推送,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关注。
    陈来:浙学的连续性
    有关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各地文化交流频繁,并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发展的,特别是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宋代以后,文化的同质性大大提高,科举制度和印刷业在促进各地文化的同一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驱魔人前传,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园原杏里,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文化教育繁荣发展的地区,都很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总态势下、中华文化自觉的总体之下各种局部的表达,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开展。其中“浙学”的探讨似乎是全国以省为单位的文化溯源中特别突出的。这一点,只要对比与浙江地域文化最接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最相当的邻省江苏,就很清楚。江苏没有浙江那么关注地域文化总体,其所关注的往往是“吴文化”一类吴宗敏。指出下面一点应该是必要的,即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浙江更关注的是“浙学”的总结发掘。换言之,其他省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浙江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这是很不相同的。
    当然,这与一个省在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学术资源或论述传统有关。如朱熹在南宋时已使用“浙学”,主要指称婺州吕氏、永康陈亮等所注重的着重古今世变、强调事功实效的学术。明代王阳明起自越中,阳明学在浙江的发展,学者称为“浙中心学”;清初黄梨洲倡导史学,史称“浙东史学”。明代以后,“浙学”一词使用渐广。特别是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的提法,清代以来已为学者耳熟能详呈贡大方居,似乎成了浙学的代名词。当代关于“浙学”的探讨持续不断,且在浙江尤为集中。可以说,南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对“浙学”的学术论述,自觉地把“浙学”作为一个传统来寻求其建构。我以为这显示着,至少自南宋以来,浙江的学术思想在各朝各代都非常突出,每一时代浙江的学术都在全国学术中成为重镇或重点,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浙学”也应在这一点上突出其意义,而与其他各省侧重于“文化”展现有所分别。事实上,“浙学”与“浙江文化”的意义并不相同。总之,这些历史上的浙学提法显示,宋代以来,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浙学”被当时学术思想界所重视、所关注,表明近世以来的浙江学术总是积极地参与中国学术思想、思潮的发展潮流,使浙学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成分;反而,宋元明清以来的浙江学术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学派或学术传统,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在我看来,浙学历史的多元性内涵已经使把浙学归结为某一种学派的努力成为不可能,“浙学”在历史上出现及其影响的重要意义是惊天械劫案,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了一种重要的声音,并影响了全国,使浙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及其各种学术派别往往都有所自觉地与历史上某一浙学的传统相联结而得以发扬,同时参与着全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因此,浙学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说宋代永嘉事功学影响了明代王阳明心学,或明代阳明心学影响了清代浙东史学,而是说每一时期的学术都在以往的浙学传统中有其根源,如南宋甬上四先生可谓明代浙中心学的先驱,而浙东史学又可谓根源于南宋浙学等。当然,由于全国学术的统一性,每一省的学术都不会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传承,如江西陆氏是宋代心学的创立者,但其出色弟子皆在浙江如甬上;而后来王阳明在浙中兴起,但江右王学的兴盛不下于浙中,这些都是例子。浙学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浙江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对“浙学”的肯定不必追求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定学术规定性,然而,能否寻绎出浙学历史发展中的某种共同特征或精神内涵呢?关于历代浙学的共同特征,已经有不少讨论,如浙学重视事功与道德的统一这一特色,古人、今人申论甚多,就不必重复了。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观察,对已有讨论作一补充,即南宋以来,浙江的朱子学总体上不太发达。虽然朱熹与吕祖谦学术关系甚为密切,但吕氏死后,淳熙、绍熙年间蒋文瑞,在浙江并未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发展,却出现了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的重要发展。南宋末年至元初金华四先生的朱子学曾有所传承,但具有过渡的特征,而且在当时的浙江尚未及于慈湖心学的影响,与甬上四先生在陆学所占重要地位也不能相比。朱子学是元明清时全国的主流学术,但在文化发达的浙江,朱子学始终没有成为重点。这似乎说明,浙江学术对以“理”为中心的形上学建构较为疏离,而趋向注重实践性格较强的学术。不仅南宋的事功学性格是如此,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也较强,浙东史学亦然。朱子学在浙江相对不发达这一事实可以反衬出浙江学术的某种特色,我想这是可以说的。
    浙学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于历代连续传承一种学术,而是每一时代的浙学都作用于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影响,足以为浙江学术的骄傲。至于浙学的连续性,我以为,重要的不一定是要把南宋以来的浙江学术超能家庭,用某一家一派的主张来贯穿以呈现所谓的连续性,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浙学在历史上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富于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南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是“浙学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值得不断深入地加以研究。
    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圣华:浙学“由经入史”发微
    浙学兴于南宋今井勇太,称得上是儒学的一次新变,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经史并重;经世用实;重于文献;综会博采。四者相贯通,形成了浙学独特的历史面目。浙学能自成体系,重要的一点即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近代史学家何炳松论浙学兴衰,总结为“由经入史”“由史入文”八字。《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唯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何氏以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故称之“浙东史学”张子石。“由史入文”实未造成明清浙学之衰,抛开这一话题不谈,何氏所说浙学“由经入史”而兴则为确论。
    众所周知,朱熹批评浙人习气:“浙学却专是功利3u8858。”“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以为浙学因“功利”致学问“博杂”,“博杂”重要表征即好史。他指责吕祖谦因“读史多”,昧于“文理”。门人黄义刚说:“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平清盛,故恁地。”朱熹说:“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朱子语类》)朱熹的批评自当置于宋代“荣经陋史”与“经史并重”之争以及南宋中兴的历史语境下以作认识。而吕祖谦、陈亮皆好读史,欲明古今治理、得失成败,以为鉴世、中兴之用。吕祖谦《馆职策》、陈亮《中兴五议》及上宋孝宗诸书,语落实处,指明治道所缺,非深于史所不能言。朱熹“荣经陋史”与浙学“经史并重”目标一致,而途径、方法、思理不同,遂区为二途。
    “由经入史”是浙学崛兴的起点叶选廉 景甜,亦浙学与闽学、湖湘学相异之关捩。经史并重奠立了浙学的基调,浙东学者传习朱学、陆学,大抵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接受与传承。南宋以后,从史学之盛的角度来看浙学,前后有五兴:吕祖谦、陈亮等“由经入史”,为初兴;宋末元初,以王应麟、胡三省、黄震诸子邃于史,为再兴;元末明初,宋濂、王袆、胡翰、张孟兼、朱廉等长于史,为三兴;明末清初,史学大兴,黄宗羲、谈迁、张岱、万斯同等号为名家,称四兴;清中叶,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绍浙学之统,以史学著,称五兴。由于史学成就卓著,学者甚至称浙学为“浙东史学”一派。这有一定的依据,但浙东史学、经学相依并生、相辅相成,以“浙东史学”统指浙学,无异于以小宗掩大宗,仍有未确。
    综观浙学嬗变的历史,其经史并重自有特色:
    经、史不相割离
    学者兼长经、史,或专擅其一,“荣经”而不“陋史”。经学、史学之盛,此消彼长,未尝相离。吕祖谦等人持论经史不分。北山四先生善治《四书》学及《诗》《书》,兼治史学。黄宗羲讲学,教人以力行心悟、读书穷经为主,兼令读史,然梨洲门人多并治经、史,推毂“浙东史学”四兴。
    提倡“实学”
    浙学“由经入史”,目的即在此。由于重“事功”,故不免于“功利”之讥。吕祖谦治史以为世用,重于“统体”。后世浙学承其绪,遂有《通鉴》学及编年史学之盛。浙东《通鉴》学发端于吕祖谦,胡三省、王应麟、金履祥为名家。吕氏《读书记》谓史书浩博,不易考知治体隆污之渐,盛赞《资治通鉴》用编年法,“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观史之咽会也”。其辑有《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金履祥撰《通鉴前编》《举要》,究心史籍,与经训相发明。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辩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赞其“《通鉴》之功臣、史家之渊薮”。王应麟有《通鉴地理通释》《通鉴答问》。吕祖谦详节《通鉴》外,又撰《大事记》,亦启浙学治史重于编年之习。孙德之作《续东莱大事记》进于朝。黄震《古今纪要》,《四库总目》列之入“别史类”,实亦“大事记”之流。孙德之之书不传,王袆撰《大事记续编》,接续吕氏《大事记》。迨及明末清初,谈迁撰《国榷》,为一代明史巨著。史分纪传、编年,吕祖谦以为二者各有所长,皆不可废,不过著书仍偏嗜编年。后世浙学并重纪传,如宋濂、王袆、张岱、黄宗羲、万斯同皆长于纪传。《元史》《明史》成书,浙人功不可没。张岱《石匮书》与谈迁《国榷》,一纪传,一编年,为私家撰明史“双璧”,从中亦可见浙学风气。
    重于文献
    吕祖俭称吕祖谦学问“稽诸中原文献之传”。姜贞羽《宋史·吕祖谦传》《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沿袭其语。何谓“中原文献之传”毒爱纯男,今人众说纷纭。中原文献,简言之,即北宋儒学,不离于性理、经术,并重章句训诂、综会文献。吕祖谦综会文献,兼采汉、宋,折中诸家,谈性理不离经史,治经史不离“实学”。后遂演为浙学文献之统,王应麟、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传承尤著。全祖望修订《宋元学案》称王应麟“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称黄宗羲综会诸家善唯斯,兼有“东莱之文献”。邵晋涵殁后,章学诚叹说:“浙东史学藏敖,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其二)浙东学者治经,义理、训诂并重,好综会文献伽菲珈而。浙学史著亦颇有综会文献、蒐讨汇辑之功,《十七史详节》《大事记》《石匮书》《国榷》等皆是。浙学重于文献还体现在经史互参、章句训诂用于治史上。《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音注》《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前编》尤可为例。从吕祖谦到王应麟、金履祥,再到黄宗羲、全祖望水螳螂,体现了浙学这一前后相承的学统。
    作者:李圣华,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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